相反,印度继续发展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访问期间也并未跟随美国的步伐对俄罗斯进行公开谴责。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印度和美国的战略选择都大相径庭,两国实现深度战略协调的可能性并不大。
其次,在传统领域的合作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印度和美国在经济领域,如环境和劳工等方面的标准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导致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双边经贸协定。
此外,印度也并未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下的贸易谈判。
早在2014年,两国就曾经设定了将贸易规模扩大至5000亿美元的目标,然而到了2022年,实际贸易额仅仅达到了1900亿美元,还不到目标的40。
在产业链方面,尽管美国政府表示支持全球供应链从中国迁往印度,但经济因素是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根本,涉及知识、资本、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等因素,企业主要从经济成本和效率方面统筹运作。
当前,印度结构性经济改革阻力重重,土地、劳动力、基础设施等构成的营商环境未根本改善,但改革带来的社会动荡反而加剧。
2020年,莫迪政府欲出台农业改革法案,引发全国范围农民抗议活动,不得不叫停搁置。
转至印度的苹果代工厂遭暴力打砸,暴露出印度制造业在劳动力资源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顽疾弊端。
未来,拜登和莫迪的经济政策更趋保守,“美国优先”
与“印度制造”
之间摩擦预期增多,美印贸易分歧可能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美国对印度的防务合作往往只是空口白话,并没有给到实质性的帮助,这很有可能会让印度最终无法获取所有的技术支持。
所以说,印度跟美国在经济贸易以及国防军事等传统领域内的合作已经步入了“瓶颈阶段”
,而且双方在关键技术以及新兴科技领域里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就遇到了重重阻碍。
第三点,区域合作中的利益难以平衡。
印度对于美国不断加强同巴基斯坦之间的联系感到非常不满,强烈要求美国能够正视印度的安全问题,避免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军用物资最后被用来对抗印度,甚至还要求在跟美国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谴责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
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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