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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九十八年 与国子之（第2页）

这个时候，他本应该做一件利大于弊的事，要么还政于桓公，他可以像祖先周公旦一样成就美名；要么就下定决心铲除桓公和对他不满的人，这样做有着极大的风险，要冒着失败的可能发动政变，却也好过被杀的局面。

依照隐公之事，可以得出，人占据着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宝器，要么尽早归还，免于杀身之祸，要么就永远不要让宝器的主人找上门来。

什么都不做，那宝器终归是要离开你的，不免将会损失很多，甚至是一条性命。

晋国曲沃原本只是小宗，可曲沃的规模却超过了当时晋国的国都翼城，这原本不应该成为桓叔的封地，可晋昭侯不顾大夫的劝谏、礼乐的规制，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件弊大于利的事。

晋昭侯被弑之后，曲沃与翼城的矛盾已经放在了明面上。

而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在这之后，直到曲沃武公完全吞并晋国，晋国国君虽然在力量上多次胜过曲沃，可每一次动乱都发生在翼城，斗争的关键也在翼城。

从长远上来看，这是一件明显利于曲沃而有弊于翼城的事。

晋国国君没有做出削弱曲沃的事或者做了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效果。

强弱的局势就在这样的变化之下逆转了。

人心、外援也都随之颠倒过来，正应了那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天下承平、动乱未明之时，道就是君位、名分，这不是真理，而是现实的选择。

可当天下大乱，道是什么？做正确的事、做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事。

人不能做错误的决定，普通人做错误的决定，或许更多的是懊悔，影响很小，而身居高位的人，因为他们掌握权势，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影响一个国家，甚至波及子孙后代。

那么面对前人留下的错误，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家国的危害便是第一位。

人总会为情感、道德、习惯所困顿，在其位又会为名分、礼法所制约。

人多会贪图一时之利而弃长远之利，盖因一时之利易得而长远之利难得，人性如此，庸碌、怯弱本是常态。

得一时之利，成一时之事，积一时之弊，为后人留祸。

人能解决他人留下的错误，也能解决自己做出的错误，这是能力的问题，如果连能力都有了问题，那么在其位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人几乎不可能解决错误的自己。

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晋襄公之时，狐氏与赵氏相争，等到襄公去世，灵公年幼，狐氏拥立公子乐，赵氏拥立公子雍。

赵盾和狐射故分别做了一件事，杀了一个人。

赵盾派人杀了公子乐，让狐氏的计划落空，虽然危险又容易落人口实，却在权力的真空期除去了自己的最大威胁。

不得不说，赵盾的才情、胆略，让他在每一次的危机面前，都能成为最后的屹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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