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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溥仪君书（第1页）

溥仪先生：

听我的朋友胡适之君说，知道你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并且在两年前“就说要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

，思想也是颇开通的。

我有几句话早想奉告，但是其时你还是坐在宫城里下上谕，我又不知道写信给皇帝们是怎样写的，所以也就搁下；现在你已出宫了，我才能利用这半天的工夫写这一封信给你。

我先要跟着我的朋友钱玄同君给你道贺，贺你这回的出宫。

这在你固然是偿了夙愿，很是愉快，在我们也一面满足了革命的心愿，一面又消除了对于你个人的歉仄。

你坐在宫城里，我们不但怕要留为复辟的种子，也觉得革命事业因此还未完成；就你个人而言，把一个青年老是监禁在城堡里，又觉得心里很是不安。

张国焘君住在卫戍司令部的优待室里，陈独秀君住在警察厅的优待室里，章太炎先生被优待在钱粮胡同，每月有五百元的优待费，但是大家千辛万苦的营救，要放他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

——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了。

你被圈禁在宫城里，连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自由都没有，我们虽然不是直接负责，听了总很抱歉，现在你能够脱离这种羁绊生活，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我们实在替你喜欢，而且自己也觉得心安了。

我很赞成钱君的意见，希望你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毕业大学后再往外国留学。

但我还有特别的意见，想对你说的，便是关于学问的种类的问题。

据我的愚见，你最好是往欧洲去研究希腊文学。

替别人定研究的学科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与本人的性质与志趣未必一定相合，但是我也别有一种理由，说出来可以当作参考。

中国人近来大讲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然而专门研究某一种文化的人终于没有，所以都说得不得要领。

所谓西方文化究竟以哪一国为标准，东方文化究竟是中国还是印度为主呢？现代的情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似乎在推究一点上去，找寻它的来源。

我想中国的，印度的，以及欧洲之根源的希腊的文化，都应该有专人研究，综合他们的结果，再行比较，才有议论的可能。

一切转手的引证全是不可凭信。

研究东方文化者或者另有适当的人，至于希腊文化我想最好不如拜托足下了。

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不是“自手至口”

的人们所能造作的，我们必定要有碗够盛酒肉，才想到在碗上刻画几笔花，倘若终日在垃圾堆上拣煤粒，哪有工夫去做这些事，希腊的又似乎是最贵族的文明，在现在的中国更不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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