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老家的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形成一片片光斑。
微风轻轻拂过,带来阵阵花香。
我怀着期待的心情,踏上回家的路。
我的同学施洋却很少回去,他在学校里打牌、逛公园、看电视,过得逍遥自在。
他把上学培训当成了交友玩乐的机会,学习就顺其自然。
而我既要照顾家人,又不能放松学习,还要协助冯前老师管理班级日常秩序,确保干部班学员在全校树立良好形象,所以很少有时间和大家一起游玩。
在扬州读书的两年里,我只去过一次瘦西湖,那美丽的风景如诗如画。
湖水波光粼粼,岸边的柳树依依,仿佛一幅美丽的画卷。
我却只是匆匆一瞥,便又踏上了忙碌的征程。
个园、和园等景点也只是跟着班级集体活动去过一次,去扬州市区玩的次数更是寥寥无几。
那繁华的市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仿佛是一个遥远的梦境,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向往。
1987年至1989年,正值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交替的时期。
这个时期就像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舞台,每个人都在上面演绎着自己的故事。
我在扬州读书,那些和我级别相当的副乡镇长们正忙着将计划物资转化为市场物资,增加乡镇的财政收入。
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诱惑,存在着以权谋私的空间。
大多数家在农村的基层干部,都利用计划物资和生产一线的亲友交换,从而避免上交和劳务工。
可团县委本就是清水衙门,我又在读书,根本无法获取计划的农用物资,也没办法和村组干部以及操作农业机械的人交换。
这些人仗着自己有人力、有机械,在农产品收割播种季节,故意在劳务工上刁难我。
他们不要钱,就是想看我这个机关干部亲自回家干农活的狼狈样,想看我的笑话。
那一张张幸灾乐祸的脸,让我感到既可恶又可笑。
其实,这些人并不十分了解我。
我虽然现在已经是副科级干部,但其本质和处人与事还是过去的我。
我从来不会像他们猜疑的那样把自己看成已是脱离农村农民高高在上的干部。
我依然和普通农民那样能做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切农活。
因此,我认为一直在农村做农民的堂兄堂弟们在做农活方面,也不比我有更多的优势。
我照样能和他们一起挑土方,翻地除草打场插秧收稻割麦。
他们能干的农活我都能干。
而且可以像他们那样连续干,不怕累。
当然,我也从来不会认为我比他们有更多的优势。
我希望大家无论是在家种田,还是在外面做个大小干部,都要以诚相待,和睦相处,彼此照应,共同展。
1987年冬季水利工程的时候,其他家里主要劳动力在外地工作无法上工的人,可以按土方出钱,不用上工。
可我家因为常英和两个孩子是农村户口,有三份水利土方任务,再加上父母的,总共要完成五个人的土方任务。
我从扬州回来后,知道生产队那些人希望我亲自回来挑河工,我正好也能挤出时间,所以主观上也确实不想买土方把土方卖给别人。
我回到河口家中,那是一座温馨的小院。
温暖的灯光下,常英的眼神中充满了担忧。
她轻声地对我说:“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了,这土方任务可不好完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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