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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安德烈的脸慢慢涨红了，无意中提高了声音，“玫，我希望你向我道歉，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但我从没有起过任何渎职的念头，我很骄傲我是个警察。”

“对不起，”

我没想到他这么敏感，连忙认错，“我言重了。”

“你应该道歉，玫，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我喜欢你，可是你不能误解我。”

他说得很认真。

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我把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笑，“安德烈，你真象个孩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近墨者黑，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也许你说得对，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人总要活下去。”

他说的是实情。

一个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

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舌，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黄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

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而当地人的餐桌上，仅有土豆、洋葱和胡萝卜，吃到人反胃。

我耸耸肩，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跟我走，我请你喝酒。”

“真的？”

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兴。

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

来乌克兰四个月，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但和男性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

不过在安德烈面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也许是他太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

酒馆里人声嘈杂，挤满了口沫飞溅的当地居民。

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

那天他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工作前途，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我默默听着。

其实社会的变革，也就两种方式，要么像钝刀子拉肉似的和平演变，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

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体前的生活水平，那时的卢布，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一美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

安德烈的家庭背景，和我很象。

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

他们家在苏联解体前，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九一年之后则物事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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