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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
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
的地步是确实的。
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
和“佳人”
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
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
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
我看“株连”
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
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
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
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
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
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
、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
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想，流放东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
的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那一拨了。
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
，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q正传》好读了。
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
例如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
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士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铖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
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铖捉来严审。
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他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
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官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他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
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铖，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
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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