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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借口，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一场大火变成了一堆灰烬，保留着余温，保留着边上的空位。

再说海滩。

她刚刚告别老人，走到了孩子们中间，孩子们热烈欢迎她这位假老人，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紧紧拥抱。

她流泪了，我想主要是由于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巨大安慰。

但这眼泪也可能包含着艰涩的困惑：大街上那些漠视老人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不管是药店的营业员还是“老人问题研讨会”

的服务生，他们也都曾经是天真无邪的海滩少年，而且迟早，又都必然安坐到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是什么力量，使他们麻利地斩断了人生的前因和后果，变得如此势利和浅薄？如果这个困惑确实产生了，那么，她会长久地注视着孩子们的小脸出神，这些小脸上的天真无邪居然都是短暂的？她又会回想起刚才邂逅的老人，他是不是也在为以前的行为忏悔？在这样的疑问面前，人与人之间已无所谓单纯的清浊、强弱、枯荣，大家都变成了一个自然过程，渐次分担着不同的基调，每一个基调间互为因果又互相惩罚，互相陌生又互相嘲弄，断断续续组接成所谓人生。

这位年轻的社会调查者辛辛苦苦地装扮出行是为了写出一个调查报告，但有了长椅和海滩，社会学也就上升到了哲学和美学。

且把长椅和海滩提炼一下，让它们有点象征意义，那么，也就出现了与寻常街市既相延续、又相背逆的方位。

人们如果不是因年龄所迫，偶尔走出街市，在长椅上坐坐，在海滩上走走，就有可能成为人生的自觉者和苦恼者。

街市间也有自觉和苦恼，但那是具体的、局部的。

真正的大自觉和大苦恼，应该产生于黄昏的长椅，冬日的海滩。

这些人应该正当中年，有足够的空间回顾和前瞻。

一个法国故事

说起中年，不能不提起法国的一个戏剧故事，与前面所说的美国故事不一样，是虚构的。

这个故事的作者是法国现代作家让·阿努伊，写作时间是一九四四年，故事取材于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

在我印象中，《安提戈涅》是黑格尔最满意的一出悲剧，因为它成功地表现了冲突双方的充分理由和各持片面，无简单的善恶利钝可言。

善恶利钝可以趋之避之，而各执理由的正当立场之间的不可调和，却是一种无法逃遁的必然。

古希腊的《安提戈涅》写了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之间各执理由的冲突，国家伦理的代表是国王克瑞翁，血缘伦理的代表是姑娘安提戈涅。

国王宣判一位已死的青年犯有叛国罪，不准下葬；姑娘是这位青年的妹妹，又恰恰是国王未过门的儿媳妇，她当然要为哥哥下葬，于是产生一系列的悲剧。

悲剧到最后，不仅这位姑娘在监禁中自尽，而且国王的儿子因痛失未婚妻而自尽，国王的妻子因痛失爱子而自尽。

满台尸体，怪谁呢？怪国王？但他只是在奉行国家伦理的起码原则而已，否则怎么称得上国王？怪那位可怜的姑娘？更不能，她只是在尽一个妹妹的责任罢了，否则怎么对得起天伦亲缘？

这种悲剧也可称之为“无责任者悲剧”

，与我们一般看到的善恶悲剧相比，高了好几个美学等级。

大善大恶未必经常遇到，而“无责任者悲剧”

则与人人有关。

但是，虽然《安提戈涅》抵达了这个等级，而它所依附的故事和观念却明显地带有罕见性。

国王、王后、王子、叛国罪之类，与国家伦理、血缘伦理拌和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缺少与广大民众的亲和性。

这正是两千多年后阿努伊要对它作一次大修改的原因所在。

以现代观念改编旧剧的做法并不少见，但像阿努伊那样取得国际间广泛好评的改编却不多。

那么，阿努伊究竟是怎样动手的呢？我看主要是两点——

第一，把国王和姑娘这两个人，从身份定位转化成性格定位。

主要不再是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的冲突，而是随波逐流和敢作敢为这两种性格特征的冲突。

随波逐流的是国王，敢作敢为的是姑娘。

国王本不想做国王，万不得已做了，又无可奈何地每天做着自己也不想做的事；姑娘正相反，敢于执掌自己的命运和意志，选择明确，敢作敢为。

他们两人有很长的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做人；

第二，把这两种性格特征，又归之于年龄原因。

敢作敢为的姑娘几乎还是少年，有少年的一切特征，连去埋葬哥哥尸体的铲子都是儿童的玩具铲子；相反，随波逐流的国王则是中年人，说得出中年人不得不随波逐流的千百条理由。

说出了那么多理由也深知自己的无聊和悲哀，因此争论归争论，还是要悄悄对自己的年轻侍从说：“小家伙，永远别长大！”

于是，阿努伊就在这个故事中探讨起人生的常规走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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