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的生活。
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
。
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
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
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
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
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
，有作品也无处发表。
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
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
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
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
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
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
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
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
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
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
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
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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