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
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
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
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
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
《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
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
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
《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
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
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
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
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
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
，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
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
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
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与“丑诋私敌”
之作是不同的。
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
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
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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