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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2页）

的关系（男人要求女人的性和陪伴，女人要求男人的去美护照）逐渐变成愈来愈深的恩义亲情，这全是因为同是天涯漂泊者的共通心境使然。

2）“追求者”

。

“追求者”

在王安忆文本里完全是被嘲讽的对象。

从王安忆早期作品《冷土》中农民出身的女大学毕业生，到《妙妙》里的时尚守望者妙妙，再到《歌星日本来》中追求成功的无名歌星山口琼，最后到她的新近作品《新加坡人》里的周小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追求者”

形象系列。

在《新加坡人》中，王安忆把“周小姐”

这个可怜的北方女孩奚落得好狼狈，让心地宽厚的人不忍卒读——她败在上海摩登女孩的光辉下；她穿着细高跟鞋逛博物馆；她化着浓妆穿着睡裙闯进新加坡人的房间作最后的“肉搏”

而未遂；她占便宜般地挥霍宾馆里的服务，把它记在新加坡人的账上，然后和一班新认识的法国人扬长而去……“追求者”

形象使我们发现，王安忆虽然只是旁观人世，却真正是揣摩人情世故的专家。

从她对于这些“追求者”

的叙述语态和评判立场上看，这时候的王安忆已不能像处理其他主题的王安忆看起来那样具有文化姿态和超拔精神了，她的揶揄是刻薄和毫不留情的，她的目光是世故和充满优越感的，她的立场是站在成功者和强势者一边的，她的同情是倾向于“新加坡人”

们的。

“追求者”

是一个意愿自我与实际自我相错位、并在追求中对此毫无察觉、直至成为物质欲望和个人弱点的牺牲品的一个族群，王安忆对她们的刻画虽然惟妙惟肖，其意味却无非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嘲讽那些“没身份的人”

不够“安分守己”

而已。

这种处于世俗经验层面而非精神象征层面的意味，明显地表现出王安忆精神境界的有限性与物质性。

3）民间日常生活。

王安忆把放眼全人类的目光收回来，落在她的城市上海和上海市民身上。

她认为任凭历史怎样前行，民间的人性精神总是变化不大的。

在都市高速飞转的经济生活边缘，在无数鸡毛蒜皮家常琐事之间，在心机算计眼色口角衣着饮食之上，是上海人几百年来稳定的脾气性格。

《好婆和李同志》、《悲恸之地》、《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鸠雀一战》、《逐鹿中街》等对上海的“市民性”

作了种种精微的描摹。

在王安忆的短文章里，她曾经表达过对上海物质化的精神气质的不以为然。

但是，《长恨歌》的问世，表明她已从这种评价中走出，找到了另一个观察和体验上海的角度——她试图刻画一个风华绝代而又满怀沧桑、多情善感而又寡情善忘的上海魂。

正如罗兰·巴特用他的符号学话语阐释了日本一样（《符号帝国》），王安忆用她的作家话语阐释了上海。

她把上海的灵与肉抽象出来，再重新赋予上海每一块肌体以提炼过的精魂。

她把精魂分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片厂，又从这些东西里面提炼出一个完整的魂、上海沧桑的背负者——王琦瑶。

王琦瑶的一生是上海生活史的见证和上海性格的化身。

她周围的一切人物都象征了上海的一点内容：李主任是权力，他使王琦瑶做了女寓公；程先生是上海宁死不屈的一点优雅、绅士、摩登与钟情；康明逊则是上海典型的小开精神，中看不中用；王琦瑶的女儿薇薇代表了一个崭新的摩登时代，盲目新潮又粗制滥造；她的女友张永红则是新一代的王琦瑶，虽然先天不足却秀外慧中，她是上海千变万化表象下的一点不变的魂魄，因为她的承传，苍老的上海永远不死；老克腊象征着这个失去历史的时代的病态的自觉，但是回归历史之路却是那么肮脏可怖——和一个衰老的女人交欢使他感到沮丧恶心；长脚则是这城市这时代的“虚假繁荣”

的化身，一旦支撑台面的东西失去，就露出贪欲和杀人的本性来。

王琦瑶死在长脚手中。

王琦瑶之死宣告了一个城市古典的摩登时代的终结，一种文明的终结——它虽然在本质上虚荣浮华而又卑微低贱，但是站立出来的毕竟是一个风姿绰约、精致迷人的形象，因此她的逝去是那么令人扼腕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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