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定主意要去看医生。
不过到了星期一上班的时候，看医生的计划又被无限期的延迟了。
因为印度那件案子，我被大大的表扬了一把。
快到午休时间，Rona打电话过来邀我一起午餐，并且说有个人要介绍给我认识。
一点钟，跟她一起下楼走到门厅，我才知道，她说的那个人是S&S香港Office的合伙人，来纽约公干的。
重点是，他可能会要一个人到香港工作。
“会有晋升，而且你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不是吗？”
Rona对我说。
那个香港人四十多岁，也说一口英式口音的英语。
知道我从上海来，抱歉地说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一副温文的样子。
整顿饭的时间，我们聊得很愉快。
下午，我把简历发给他，然后做了一次比较正式面试，从小会议室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还会再面试几个人，不过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那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明年元旦之后，你就会是香港最年轻的SeniorAssociate了。”
33）2005年11月4日
有一个日子，我始终记得很清楚，而且可能会记上一辈子。
2005年11月4日，星期五。
过去的那一个礼拜过的超级忙碌。
HR很快就拟好了书面的派遣协议，发给我看。
第一年我会以Secondee的身份在香港工作，薪水增加的部分很可观，另外还有海外津贴和服务式公寓。
我像穷光蛋中了头奖一样开心，但还是装的一本正经的样子，对Rona说：“我回去仔细看一下，考虑好之后给你答复。”
离正式转调的日子只有两个月时间，我开始陆陆续续的做一些交接的工作，加上原来就在手上的事情也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一时间我又变得非常忙，下班最早的一天到家也已经过了十二点，看医生的事情自然又抛到了脑后。
偶尔想起来，也抱着一点侥幸，希望第二天醒过来，一切就都好了。
我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和Lyle见面，改成吃巧克力疏解压力。
我还没有跟他说起我的新工作，虽然我很清楚，这个人吻过我身上每一个地方，对我说过爱字，甚至提过结婚，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就这样走掉。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星期五的下午四点钟，办公室里的空气到了那个钟点总是有点混浊而沉重。
我又觉得头晕了，想起来冲咖啡清醒清醒，走出去两步，就莫名其妙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真正失去意识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同事还是郑重其事的照例做了急救，叫了救护车。
我被驾到担架上下楼，上了救护车，就已经清醒了。
刚开始还觉得小题大做，但车子发动起来的时候，我害怕了，马上我就会得到那个一直回避的答案。
我开始毫无道理的觉得自己一定是得了什么绝症，很快就会有一个医生板着脸对我说：“晚了，你还有两个月可以活。”
然后臭骂我一顿，为什么没有做年检，没有早点就医。
陪我一起去医院的是我们部门的一个秘书，我问她借了手机，没有想过要打给谁，脑子里只记得一个人的号码。
哆哆嗦嗦的按了两次才输对号码，电话那头响了四次才有人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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