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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好。”
他听出我的声音，回答：“嗨，e。”
“在睡觉吗？我吵醒你了？”
“已经醒了。”
有短短的几秒钟时间，他的声音让我忘记了想好了要跟他说的话，恍然间觉得自己是为了谈别的什么事情才打电话的，究竟是什么，却也说不清楚。
于是我说：“能不能见一面？有些事情想跟你谈。”
这跟原计划完全不同，本来是想在电话上几句话解决的。
他回答：“我现在不在纽约。
下周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想告诉他：好的，我等你回来。
话没说出口，听见电话那头传过来很轻的女人的声音，好像是在问他在干什么。
“你不是一个人？”
我问他。
他没回答，似乎捂住电话跟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然后又回到线上。
“我打电话来的时间不对，真的对不起，”
我道歉，回到原计划上来，对他说，“九月下旬我想带Caresse回家，回上海，需要你的同意。”
“你一个人带她坐飞机没问题吗？”
“应该可以，我朋友送我们到机场，我爸爸会在上海那边接。
也没有很多东西。”
他沉默了一下，说：“好的。
我暂时没办法回来。
如果急的话，我会把需要的东西交给律师，授权书或者别的什么，你肯定比我清楚，你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他联系。”
我回答：“谢谢，再见。”
他也说：“再见。”
当天下午，他的律师给了我正式的授权，明示享有共同监护权的一方同意另一方把被监护人带出境。
不过那份东西不单是那么简单而以，上面仔仔细细的列明附加条件，比如：在国外逗留多长时间（要有两个人往返的机票作证明），每隔多久通一次电话，另外还要求我为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产外加银行户头。
我不知道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或者是他接受了律师的建议。
抛开一本正经的法律术语不提，那些条款让整件事情看起来跟小学生在桌子上画三八线差不多，同时又多少显得有点酷。
我全部照办，不管怎么样，我走定了。
本以为我们会在九月十七日再见，因为那一天是分居满一年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签字离婚的日子。
不过，十四号上午，我接到MacDenton的电话，跟我说，Lyle人在苏黎世，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他那方面的律师打电话来询问，是照原来的计划十七号签字，还是等一等，直到他回来。
我回答：“照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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