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被村上视为高墙的体制还不止他在这次采访中说的这两种。
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讨厌所有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讨厌日本中小学整齐划一的校服,讨厌强迫学生做同一种运动的体育课,讨厌使得员工不忙也必须装出忙的样子的公司,讨厌指手划脚自命不凡的官僚机构,讨厌“网无所不在”
的资本主义体制。
在他看来,日本是个扼杀个性无视自由的“封闭组织”
,个人很容易在这一封闭体制中“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
。
一句话,高墙仍在。
既然作为高墙的体制仍在,就必然有撞墙破碎的鸡蛋,于是产生了小说家的职责或者写小说的理由。
村上在讲演中说道:“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
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
对此我深信不疑。”
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当面对我说的几句话:“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
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
……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
。
而在他写作满三十年的时候,又从耶路撒冷传来了“站在鸡蛋一边”
的声音。
“让灵魂获得自由”
和“站在鸡蛋一边”
在实质上是同一回事。
因为二者都是针对高墙而言,两支箭一齐射向高墙。
但也有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了更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破碎的鸡蛋。
准确说来是为了推倒高墙以免鸡蛋破碎。
“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问得好!
这大概也是村上向我们所有人出的一道难题,一道看似容易而实则再难不过的难题。
当然,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高墙的社会,没有高墙也就无所谓破碎的鸡蛋。
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只鸡蛋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出——孵化自由,孵化个性,孵化尊严,孵化和谐。
但作为现实问题,恐怕仍要不时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高墙与鸡蛋之间站在哪一边?而最为怵目惊心的场景,无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墙一边,最后所有人都沦为破碎的鸡蛋……
独唱团-脏话到底脏在哪儿作者:蔡康永
中国人的脏话,常常原始到让人汗颜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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