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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烈他们本来就不知道这事，又没有准备，当然很危险。”
萧永战冷冰冰地说，“但是不放香饵，钓不了大鱼。
现在道上都知道是东兴动手在先，我们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是，战哥，我明白了。”
“多给那些兄弟几个安家费，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是……”
窗户外传来了发动机的声音，萧永战起身来到门口，看着那辆深蓝色的汽车调头朝西南方向开去，红色的尾灯在雨雾和即将消退的夜色中显得朦胧而迷离，渐渐地消失在了远处。
萧永战用手指轻轻刮着指甲上干成了黑红色的血渍——那是从阿烈的伤口中沾上的血，它们就这样牢牢地沾满了他两只手，好象不能洗干净。
萧永战身体里的裂伤突然变得非常痛，他大笑起来——
阿烈，我们俩算是扯平了吗？
1999年的夏天，离这两个男人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还有六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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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沙漏
“止血带！
快！”
我冲一个满脸灰尘的列兵大声吼到，他手忙脚乱地在医务箱里翻了一会儿，傻乎乎地抬起头：“没、没有了，卫生员同志！”
“我不是卫生员，小朋友，我是医生！
快去给我找吗啡！”
他急急忙忙穿过担架队，冲进了库房。
我撕下床单，勒在伤员的大腿上。
他膝盖以下被弹片削断了，暗红色的肉像海绵一样翻卷出来，白色的骨渣插在上面，血不停地向外涌。
这可怜的人疯狂地扭动着身子，痛苦地大叫。
布条儿几次滑落下来，我的双手被弄得全是血，粘乎乎的！
我咬牙切齿地喊起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谁来帮我压住他！”
旁边一个蹲着的小个子丢下手里的工作跑过来，他钢盔上落满了炮灰，脏兮兮的，不过倒非常有劲儿。
从上个月开始，德国人像就像撒豆子一样把一百多万颗炮弹倾泻在了这坐落于伏尔加河畔的城市里，所有的建筑都被炸塌了，碎砖破瓦堵满了每一条街道，居民们寻找地下室藏身，士兵在近郊城外筑起的工事里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医务兵每天都从前线抬下无数血肉模糊的伤员，药品的消耗量惊人，让我怀疑还能不能撑过一个星期。
我们利用一家饭店的酒窖改建成这个临时医院，里面躺满了肢体残缺或者气若游丝的伤患，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腐败的恶臭。
几盏暗淡的煤油灯挂在四面墙上，呻吟和哀号一直没有中断过，每天都有人咽气，尸体只能草草埋进墓地里，这跟我以前在私人诊所里当外科医生时过的日子比起来，简直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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