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在中国古代地位本来不低，孔孟以及诸子都拿来利用过，唐宋时也还有人编过这种书，大约自道学与八股兴盛以后这就被驱逐出文学的境外，直到明季才又跟了新文学新思想的运动而复活过来，墨憨斋的正式编刊《笑府》，使笑话再占俗文学的一个坐位，正是极有意义的事。
与这件事同样的有意义的，便是他的编刊山歌了。
《山歌》一书未曾有人说起，近为吾乡朱君所得，始得一读，书凡十卷，大抵皆吴中俗歌，末一卷为《桐城时兴歌》，有序曰：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
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
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
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
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
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
抑令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
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儿而次及山歌。”
案原书总题“童痴二弄”
，然则其中应包含《挂枝儿》与《山歌》两种，今《挂枝儿》已佚，仅存其《山歌》这一部分耳。
序中所言与刘继庄谓好唱歌为性天中之《诗》同一道理，继庄在《广阳杂记》卷四中又有一节，可以参证：
“旧春上元在衡山县，曾卧听采茶歌，赏其音调而于辞句懵如也。
今又在衡山，于其土音虽不尽解，然十可三四领其意义，因之而叹古今相去不甚远，村妇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国之章法，顾左右无与言者，浩叹而止。”
袁中郎《锦帆集》卷二《小修诗序》中亦云：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
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此种意义盖当时人多能言之，唯言之不难，实行乃为难耳。
墨憨斋编刊《童痴二弄》，所以可说是难能可贵，有见识，有魄力，或者这也是明末风气，如袁中郎在《觞政》中举《金瓶梅》为必读书，无人见怪，亦未可知，但总之此类署名编刊的书别无发见，则此名誉仍不得不归之墨憨斋主人也。
《山歌》十卷中所收的全是民间俗歌，虽然长短略有不同，这在俗文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上是极有价值的。
中国歌谣研究的历史还不到二十年，搜集资料常有已经晚了之惧，前代不曾有一总集遗传下来，甚是恨事，现在得到这部天崇时代的民歌集，真是望外之喜了。
还有一层，文人录存民歌，往往要加以笔削，以致形骸徒存，面目全非，亦是歌谣一劫，这部《山歌》却无这种情形，能够保存本来面目，更可贵重，至于有些意境文句，原来受的是读书人的影响，自然混入，就是在现存俗歌中也是常有，与修改者不同，别无关系。
从前有人介绍过《白雪遗音》，其价值或可与《山歌》比，惜只选刊其一部分，未见全书，今朱君能将《山歌》覆印行世，其有益于学艺界甚非浅鲜矣。
关于冯梦龙与《山歌》的价值，有马隅卿顾颉刚两先生之序论在，我只能拉杂写此一篇，以充跋文之数而已。
中华民国念三年十一月念四日，识于北平苦茶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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