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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世家（第4页）

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

思潮影响，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

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甚至于“海归派”

。

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以富国强民为己任，走实业救国的路线。

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最国家的一批商人。

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

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

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却懂得乘势借风，投资生利。

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

所以，他果断抓住了机遇，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行和黄奕柱的中南银行，以及德国人詹姆士创办的朱诺饭店，并很快从这些洋行业里分享到了甜头。

待到洪禄承成为父亲助手的时候，他个人出自对这批实业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说父亲继续投资了京城的丹枫火柴厂，以及股份制的津门北方轮船公司和津门利中酸厂。

就这样，洪家的财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时，也间接为国家出了一把力，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实际上，从1927年“蒋光头”

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可谓我国工商界难得的“十年建设”

黄金时期。

尽管期间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取得的成绩仍是蔚为大观，甚至使“实业救国”

、“科学救国”

的理念演变为一种时代潮流。

只可惜，这批本土的资产阶级实业派实在运气不佳。

羽毛才刚刚生长出来，还尚未丰满，就又遭到外敌入侵。

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这时候却露出了既软蛋又混帐的真容。

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饷捐粮，军队却不能尽责守土，以至于实业派们数年的心血大多付之东流，或是一头躲进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国难当头，洪家也未能幸免。

京津沦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粮政策”

下，洪家的店铺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许歇业，所以只好赔本维持。

尤其洪效儒还拒绝使用伪币，又不肯与日商做生意。

所以洪家的店铺每日还要被上门的汉奸、特务轮番勒索。

最不幸的，是随着战火的蔓延，洪家在异地的店铺也纷纷毁于战乱，而最终能侥幸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好在洪效儒做为洪家的当家人睿智依旧。

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之际，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

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洪禄承这才知道，原来为以防万一，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

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

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

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

满天飞，借没收“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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