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嘴上这样说，其实心里想着他也算是做足了功课，却是一点起色都没有，他们去活动的方面鸦雀无声，那么他做任何事也必然有所顾忌。
这些也就算了，关键是以他的个性，做冤大头还不被人当回事的感觉特别令他不舒服。
林越男是惟一一个能读懂戴晓明的人，她不紧不慢道：“你这种做任何事都喜欢急风骤雨、立竿见影的人，总有一天会被政治吃掉。
搞政治需要智慧，但更需要忍耐，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长时间被别人了解的过程。
这些都是你最不擅长的。”
戴晓明当然听不进这些，他说我做人不可能那么周到。
而且在他看来，林越男无非是妇人之见，什么是政治？能够建功立业就是最大的政治。
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一口气收编了五家赚钱的报刊。
《组织生活》是用党费来订阅的，所以旱涝保收。
组织部门有人用开玩笑的语气放出话来，谁动我们的杂志，我们就动谁的位置。
正如林越男所说，这是一件怨声载道的事情，不赚钱的报刊无端被灭，巴不得有人拉一把却无人理睬，肯定对戴晓明有着一股无名火，赚钱的报刊自然是恨透了戴晓明，认为他这是巧取豪夺。
戴晓明就是再刚愎自用，也还知道自己远不到无所顾忌的火候，于是他只好同意《组织生活》挂在报业集团的名下，仍旧允许他们自产自收。
这下就更炸了锅，不平则鸣，其他被收编的报刊大都是些轻松主题，现在因为拿不住戴晓明便落得拱手相让的下场，恨不得一人一口唾沫，淹死戴晓明。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当戴晓明终于有机会反省自己的言行时，他发现人的变异是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是说很可能你对某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或者几件事，它们积累下来，在这期间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可以很轻易地变成一个吃独食的家伙。
既然天使已经变成妖魔，是非曲直也就很容易地被庸俗化了，而你那些没有深思熟虑过的举动只会加速这种庸俗化，妖魔化。
可惜，当时的戴晓明并没有那么清醒，其实人在大多数的时候是不那么清醒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时的戴晓明只是深感自己朝里无人的悲哀。
慢车就是慢车，咣咣当当地几乎每个站都停，让人有一种毫无指望的感觉。
夜深以后，车窗外就变得黑洞洞的，坐在硬座车厢的人大多是草根阶层，看上去横七竖八地睡着，空气很糟，是各种奇怪气味的混合体。
列车员早已无影无踪，有人旁若无人地打着呼噜。
这时呼延鹏突然醒了，他身边的槐凝仍在沉睡，微低着头，像在做祈祷的虔诚的教徒。
而呼延鹏醒后，脑子像水洗过一样清亮，一点都不混沌。
老半天他才明白这是因为饿，人饿的时候总是特别清醒。
呼延鹏知道他叫醒槐凝也没用，因为两个人落荒而逃，什么行李都没拿，绝不可能有什么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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